的散步当作是对一天的祝福,然而失去森林的我们,散步却总是在失眠的夜晚,在自己的床上,从左侧散步到右侧,然后从右侧散步到左侧,辗转反侧。及至白天,也很少享受散步的乐趣。像袁伟时先生一样,在中大校园里日行数公里,实乃凤毛麟角。更多的情形是,人们似乎只能通过消费机器来安排自己的人生,他们抱怨平时锻炼太少,然后打车去健身房,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。
农村本是最有条件慢条斯理地建设的。相较城里的快节奏,我所体会的乡村生活原是另一番景象。当你行走于田野,这里上接天,下接地,中间是与你共生的万物。你不会因为老牛走得缓慢而沾沾自喜,也不会非得撵上一只奔跑的野狗以证明自己的速度与价值。走自己的路,让万物生长吧。当你把种子埋进地里,除了浇水施肥,你知道安心等待,而不必心急如焚地蹲在地里等待“第一桶金”。只要时间到了,它自会生根发芽,开花结果,“一半在尘土里安详,一半在风里飞扬”。
必须保卫乡村,正如必须保卫社会。然而我在这里强调的需要保卫的乡村,并非地理意义上的乡村,而是一种乡村主义与乡镇精神。它们与所谓的主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不甘心卷入狂飙突进的时代游戏。就像写在电影《云上的日子》里的古老寓言:如果走太快了,灵魂跟不上了,你就要停下来,等一等自己的灵魂。
“每天早晨看报的时候,普通维也纳市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国会辩论或世界大事,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。”据他说,路人不会仰望漫步街头的豪绅或总理,但是,“一个皇家剧院男演员或一个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过,每一位女售货员或者马车夫都会认出他们”。
且看这份家庭记忆。
有一天,我家厨娘噙着眼泪跌跌撞撞走进房间对我们说,她刚才听人说夏洛特?沃尔特(城堡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)死了。这极度的悲伤使人莫名其妙,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未去过高贵的城堡剧院,也没在舞台上或日常生活中见过夏洛特。
与茨威格一样,贡布里希的家庭也是维也纳犹太中产阶级,生于1909年。他的弄音乐的母亲与弗洛伊德和马勒相熟,姐姐则是勋伯格圈子里的常客。20世纪初维也纳人如何看重艺术教养呢?他说:我不能否认这里有某种附庸风雅的成分。但如果不介入这种文化气氛,不介入音乐、文学和艺术,人家会看不起他,社会不会接受他。对这些领域一无所知,乃是一种过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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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董村,冬日已嵌入锯齿形的大山,落日惨淡,溪水生寒。村前有身穿军用大衣的山民正在烤野猪肉,三块钱一串,奇香无比。我笃悠悠地坐下,排出二十元钱,要了五串烤野猪肉,两瓶啤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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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细细地切做臊子,用荷叶包了”,每每看到此处,我就对古时候的自然经济心驰神往。
要知道吃天然食物长大的猪,没有饲料,没有激素,没有药物,纯天然长大,那猪肉再“用荷叶包了”买回家,用木柴火炖煮,该是什么样的美味?